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心裡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裡。我劈頭就問：“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歷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

媽媽是個那麼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麼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裡給我開道，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麼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予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裡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佔的分量。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臟。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於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裡待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乾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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