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說我必須跟她去火車站，去接從勞改營回來的姥爺。火車從蘭州開往北京的，從車上下來的人身上和腳上都有一層黃色塵土。站臺空曠了，姥爺還不出現。媽煩躁地自語：“叫他別動，別動，肯定錯過了！”媽不承認她不記得姥爺的模樣，她說起碼姥爺的大個頭會讓她一眼認出來。我從來沒見過姥爺，據說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燒掉了。一些是他剛被捕時燒的，其餘是“文革”中燒的，姥姥和媽必須把和他的一切聯絡燒乾淨。我和弟弟從來不知姥爺犯的什麼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夠資格挨槍斃的。後來不知怎麼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給忽略了，死刑也延緩了。一緩30年。整個一個空站臺就把我媽和我晾在正當中。都要走了，看見車尾巴上站著個人，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們這邊走幾步，希望我們先問話。媽小聲跟自己說：“不是的，不是的，一點影子都沒有！”我也但願不是的。這老頭猥瑣透了，不是那種敢做敢為敢犯王法的模樣，也沒有政治犯的自以為是、不以己悲的偉岸。老頭喚出了媽的乳名。媽臉上出現了輕微的噁心和過度的失望。媽推我一把：“叫姥爺！”

這是她堅持我陪她來的原因：我叫一聲姥爺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爺哭了一下，媽也哭了一下，這場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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