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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兒與少年》:懸浮於行動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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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

我的寫作合情合理

新京報:除了《少女小漁》你似乎還有很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作為專業編劇你認為自己的小說為改編提供了什麼?

嚴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還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還沒有拍。另外,在中國臺灣別的編劇改編了《無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過了。

我的小說比較重視講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較有個性,所以,表面上看似乎很適合改電影。但實際上像《扶桑》這樣的作品深入進去就發現很難改,這個劇本我改了很久還是不滿意,後來加入了一位美國很有名氣的編劇,也沒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還沒有拍。

新京報:《北京文學》最近公佈了年度小說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隊》排在中篇小說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報撰文批評你的作品人物特別概念化,細節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獰笑著走過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實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麼看待類似的批評?

嚴歌苓:這個情節是一個女孩回憶過去時講到的,又是她的一個小朋友在信上告訴她,在她的腦子裡折射出的場景。這不是一個親臨現場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認為非常合理。中國作為一個善於寫意的民族,怎麼在這個問題上這麼實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報:談到你的新作品《花兒與少年》,我覺得你在書寫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性愛時,有一種極其唯美的書寫態度,這跟很多作家對“性”動物性的書寫有非常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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