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劍峰

都說鄉音是最容易讓人們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題材。在香港的學術會議上，嚴歌苓用純正的京腔普通話發言，只是幾個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洩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儘管她現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臺北和舊金山，待在北京的時間甚至都比上海長。嚴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國10歲時出生在上海的弄堂裡，“文革”開始時，全家被趕出上海，“我姑姑和父親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為嫁給******軍官不得不離開上海，父親因為‘文革’也被趕出上海，我們都是不情願地離開上海的。”對於上海，嚴歌苓說她模糊凌亂的記憶裡只有幾條弄堂、家門口的美琪大戲院，“還有紫雪糕。”食物永遠是我們對故鄉最樸素的懷念，當然還有不變的口音。在1989年離開中國去美國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嚴歌苓學會了比較純正的北京腔，“那個時候我們在家不怎麼講上海話，我也只是跟哥哥講上海話。”

寄居生活會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門海邊的餐館裡，和嚴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憶和陳思和兩個上海人，只有在下意識使用鄉音的時候，嚴歌苓才能暫時消弭對身份的焦慮。在更多時候，嚴歌苓自己也說，她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個“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說《少女小漁》、《扶桑》、《寄居者》裡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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