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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生存哲學的快樂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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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筆下創新的文學筆觸

賀紹俊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算得上是氣蓋山河的警句了,但這樣的警句卻是宋代的大理學家程頤論證寡婦不能再嫁的理由。每當想起這一點,我就不免感到一陣驚悚,中國的寡婦真不容易,她們自古以來就要承載如此宏大的道德責任。寡婦如果完成了這一道德責任,便有人為她立下一塊貞節牌坊,那些用石頭壘起的貞節牌坊曾經遍佈於鄉野村鎮,我覺得要讓弱小的婦女揹負著這麼重的石頭,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被沉重的石頭壓死,要麼是撕下臉面不背這些倒黴的石頭。因此,在文學作品中寡婦的形象往往是兩種型別,一種是被石頭壓死的形象,這類寡婦充滿著哀怨和悲悽;一種是撕下臉面的形象,這類寡婦則明顯帶有作者主觀的醜化。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婦形象。西方文化對待寡婦顯然沒有我們如此道德化,因此他們描寫寡婦就要隨意得多,有一部奧地利的輕歌劇《快樂的寡婦》,寫了一位快樂自由幸福的寡婦,竟風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經典。與魯迅同一個時代的林語堂也許是多吃了幾年的洋麵包,他也用快樂的眼光去看寡婦,他在《紅牡丹》中寫了一個光彩奪目的寡婦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婦背上的道德包袱,讓牡丹盡情地追求自己的愛情和自由。這樣的寡婦形象在中國多少算得上是一個異數了。但林語堂筆下的寡婦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貴婦,他將自己所欣賞的西方貴族情調傳遞在這些寡婦身上顯然十分貼切,不過多少與中國文化拉開了距離。如今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也是一個快樂寡婦,但這個快樂寡婦並不似林語堂筆下的其快樂源泉來自西方文化的寡婦,嚴歌苓寫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寡婦,她來自民間,像一隻在鄉野林間飛上飛下的喜鵲,體現出一種民間的快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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