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嚴歌苓《金陵十三釵》

肖龍華

以小說的形式重現歷史事件的作品在近年多有湧現。但從一個女性視角來解讀當初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事實，並能夠成功將血腥暴力與民族尊嚴再度嵌入今人的心坎，那無疑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張純如完成英文版本的《南京大屠殺》後不久便長辭人間，戰爭的罪惡與恐怖足以使一個心智完整的女性陷於無所解救的困境，最終以生命的了結聲張自己無聲的抗議。而歷來被小說評論界看好的嚴歌苓，著手創作這樣一個宏大背景下的以人物命途為題材的小說，應當是接觸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或者轉手的資料，大量殘酷的鐵證並沒有擊垮嚴歌苓，她在2005年日本軍隊投降60週年的時刻，用筆書寫對侵略者毫無人道可言的大屠戮的憤怒，對以身反抗陰毒勢力的那群女人那群國際使者投以同情的目光和讚許的喝彩。感性的描述戰爭中小人物的命運或許比冷冰冰的事實更能使人觸控到歷史的蒼涼，以及冷的兵器與熱的身軀一併毀滅的震撼。看過《金陵十三釵》的讀者無不對塵封的歷史重燃起這樣或者那樣的情感來，也許它的價值就在於此。不忘歷史不忘災難該是一個民族的秉性。

1.多種敘事手法的變換

作者以自敘的口吻，講述她的姨媽書娟在1937年12月南京城的所見所聞。用一個老者的回憶作為切入口，進行全篇的佈局，把讀者的目光直接引向炮火紛飛的現場。這是個高明而實用的手筆。如果以姨媽作為當事人來複述自我的經歷，反而沒有比作為第三方聽證的作者的引述更加扣人心絃。因為作者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是以一個聽眾的身份亦兼以敘述者的姿態與讀者交流，這種直面交流相當直接有效。而且引述的方式避免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困境，這種方式的自由在於它可以調節敘事節奏，插入作者回顧起歷史來的看法及作者與讀者的潛性對話。比如說《金陵十三釵》裡多次寫起教堂以外侵略軍對中國人所犯的罪行，要換作第一人稱來寫顯得拘謹，第一人稱本身的侷限使它不適宜在這篇小說裡採用。“我姨媽書娟”是個自由遊弋的個體，偶爾消失於文字也不會破壞整體感，反而使我們更深入地接觸那段歷史的其它人其它事。這些人這些事構成小說的要素，比如裝扮成唱詩班的十三個青樓女子的執意投險，刺殺的片段作為小說的最後一幕，卻被演繹成不倒的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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