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嚴歌苓接連推出的兩部長篇都是以“躲藏”為主題，《第九個寡婦》寫一個女人將公公藏在紅薯窖十幾年的傳奇；《小姨多鶴》也是一個類似的故事——一箇中國家庭怎樣將一個戰後日本孤女藏匿幾十年，以及她與這個家庭的恩怨一生。這兩個長篇的操作手段基本類似，都是既要了傳奇的外殼，又舍了傳奇的驚險緊張，反而將傳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細流裡，用嚴歌苓自己的話來說，是“濃極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這樣概括自己的寫作近況，其實只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會明白。這部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小說，既沒有為她贏得獎項，也好像沒機會被改編成電影，卻是嚴歌苓自己最喜歡、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事實也確實如此。嚴歌苓這麼多小說，不管是從成長記憶中提取線索的，還是海外移民題材，或新近出來的這兩部長篇力作，說到文學上最華麗的綻放，還是《雌性的草地》。

在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釋放了她寫作中的兩個重要母題：躲藏、雌（母）性。而這兩個母題也始終糾葛在一起，從《雌性的草地》開始到《小姨多鶴》，嚴歌苓始終放不下的文學情結每每被這兩個母題點燃、貫穿。接連推出兩部躲藏為內容的長篇絕不是偶然，是嚴歌苓早年就情所獨鍾、深埋心中的母題情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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