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叫莊信正，是位著名的翻譯家、學者，也是研究詹姆士·喬伊斯的專家。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對我來說，我寧可把這句話改為“上有天堂，下有書房”。他說在他年少時就想到：反正誰也不知道天堂是什麼樣子，他無妨就把它想象成一間書房。

我讀到這些話時，為他的純，以及他與我不謀而合的價值觀會心地笑了。我心裡對這位忘年友人湧出一股深深的感激。因為在這個價值觀飛快變更的年代，我生活的很大成分，仍是獨自寫作與讀書。有時不免對周圍忙得頭頭是道，不讀書卻也十分充實的人們發聲自愧落伍的嘆息。而莊先生這一席話，使我認識到，我還是有伴的，並沒有落伍得那樣徹底。

在易卜生的《彼爾金特》中，有個叫索爾薇格的少女。彼爾金特在戀想她時，總是想到她手持一本用手絹包著的《聖經》的形象。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裡，特蕾莎留給托馬斯的印象，是她手裡拿著一本《安娜·卡列尼娜》。這兩位女性之所以在男主人公彼爾金特和托馬斯心裡獲得了特殊的位置，是她們的書所賦予她們的一層象徵意義。我的理解便是讀書使她們產生了一種情調，這情調是獨立於她們物質形象之外而存在的美麗。易卜生和昆德拉都沒有用筆墨來描寫這兩位女性的容貌，但從他們賦予她們的特定動作——持書來看，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她們美麗的氣韻，那是抽象的、象徵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體形態的美麗，不會被衣著或化妝強化或弱化、不會被衰老所剝奪的美麗。這並不是說，任何一個女性，只要手裡揣本書，就會變成特蕾莎或索爾薇格；書在不愛讀書的人手裡，只是個道具。重要的是，讀書這項精神功課，對人潛移默化的感染，使人從世俗的慾望（金錢、物質、外在的美麗等）中解脫出來，之後便產生了一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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