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最彷徨的時候——留美國還是回中國，再婚還是堅持單打；繼續當作家還是棄暗投明揀個實際的事做做；美國是個號稱機遇最多，機遇又對人人平等的國家，投什麼機為好；若接著當作家，寫什麼，用什麼語言寫，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寫，投何人所好等。在那麼個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帶著在半個美國流浪的閱歷以及被流浪惡化的渺茫感，開始參加安琪和陳沖發起的《海那邊》的創作。

芝加哥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許多個“第一”，都是在那裡經歷的。第一次被人從身後掐脖子，隨之被溫柔禮貌的強盜搶走了錢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館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傢俱；第一次和美國女同學同租房子，結果住出了階級友愛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為一個碩士生坐在一群美國人中，學習文學創作；第一次用英文在電腦上寫作……對了，還有第一次叫喊英文夢話，把自己叫醒了。在災難和恐懼中滋長出來的愛是極有力量的，這就是芝加哥比美國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長時間的舊金山都顯得親愛。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觸了美國的一個特殊階級，它主要是由貧困的藝術家組成的。他們有極強的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非常叛逆，我是跟著他們走進舊貨店買衣服的。一對畫家夫婦告訴我，他們結婚十幾年，從來都是在舊貨店為對方買禮物，自然為省錢，但更重要的是因為舊貨往往獨一無二，不帶有大批次生產的新貨的集體性和重複性。因此，他們的裝飾總帶一定的戲劇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說，或哪幅油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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