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帶著我爸媽的洋女婿回國省親。對於我結的這個“洋婚”，我父母始終沒有明言的贊同與反對。他們的內心獨白大概是：“難道這是真的？”

爸媽離異後，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這個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兩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處多住了，怕是會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無所謂：我整個這個人是父母美德與惡習的集大成，我根本沒意願對二老擇出親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見，他認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該大住；南京呢，小住為佳。我說：“你要想當好中國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聽我的，我是說在中國境內。”

在上海吃了幾天黃鱔，擠了幾趟淮海路，乘火車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風景”。車倒舒適，有空調，有昂貴的無錫排骨和可口可樂。到南京太陽將才落進長江，剩的就是熱。那個熱像往身上裹一層熱的膠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媽媽顯然才去了髮廊，頭髮剛剛出籠。跟我握手時，眼睛不斷去看洋女婿，潛臺詞是：這回噩夢成真了。

“住處給你們安排好了——住曉明丈人家。”我媽說。

曉明是我繼父的兒子，當下隨父母攜老婆南遷，在深圳開公司，說是苗頭不錯，一時回不來南京。

洋女婿馬上道謝，但表示他寧願住旅館。

我用英文溫和地請他閉嘴。“媽，恐怕不方便。”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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