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期，我和默存一同留在淪陷的上海，住在沿街。晚上睡夢裡，或將睡未睡、

將醒未醒的時候，常會聽到沉重的軍靴腳步聲。我們驚恐地悄悄說：“捉人！”說不定

哪一天會輪到自己。

朋友間常談到某人某人被捕了。稍懂門路的人就教我們，一旦遭到這類事，可以找

某某等人營救；受訊時第一不牽累旁人，同時也不能撒謊。回答問題要爽快，不能遲疑，

不能吞吞吐吐，否則招致敵人猜疑。謊話更招猜疑，可是能不說的儘量巧妙地隱瞞。

那時默存正在寫《談藝錄》。我看著稿子上塗改修補著細細密密的字，又夾入許多

紙條，多半是毛邊紙上用毛筆寫的。我想這部零亂的稿子雖是學術著作，卻經不起敵人

粗暴的翻檢，常為此惴惴不安。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一天上午九十點鐘，默存已到到學校上課。我女兒圓圓幼年多

病，不上學，由我啟蒙，這時正在臥房裡做功課。我們的臥房是個亭子間，在半樓梯。

樓下挨廚房的桌上放著砧板，攤著待我揀挑的菜——我正兼任女傭，又在教女兒功課。

忽聽得打門聲，我就去應門；一看二位來客，覺得他們是日本人（其實一個是日本人，

一個是朝鮮人，上海人稱為“高麗棒子”）；我忙請他們進來，請他們坐，同時三腳兩

步逃上半樓梯的亭子間，把一包《談藝錄》的稿子藏在我認為最妥善的地方，隨即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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