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

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溝寓所。我們的年輕朋友得知訊息，都為我們高興。“眾神齊著力”，幫我們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節。

鍾書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對新居“格”來“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窮了。我們猜了幾個人，又覺得不可能。“住辦公室”已住了兩年半，是誰讓我們搬到這所高階宿舍來的呀？

何其芳也是從領導變成朋友的。他帶著夫人牟 鳴同來看我們的新居。他最欣賞洗墩布的小間，也願有這麼一套房子。顯然，房子不是他給分的。

八月間，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會上，胡喬木、周揚、夏衍等領導同志都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終於過去了。

阿瑗並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幫我們搬完家就回學校了。她婆家在東城西石槽，離我們稍遠。我們兩人住四間房，覺得很心虛，也有點寂寞。兩人收拾四個房間也費事。我們就把“阿姨”周奶奶接來同住。鍾書安閒地校訂他的《管錐編》，我也把《堂·吉訶德》的稿子重看一過，交給出版社。

十月間，胡喬木同志忽然來訪，“請教”一個問題。他曾是英譯毛選委員會的上層領導，和鍾書雖是清華同學，同學沒多久，也不相識，胡也許只聽到錢鍾書狂傲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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