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淪陷上海，最艱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抗日勝利之前。鍾書除了在教會大學教課，又增添了兩名拜門學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錢、一姓方）。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愈來愈艱苦。只說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給市民吃的麵粉是黑的，篩去雜質，還是麩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間還雜有白的、黃的、黑的沙子。黑沙子還容易挑出來，黃白沙子，雜在粞裡，只好用鑷子挑揀。聽到沿街有賣米的，不論多貴，也得趕緊買。當時上海流行的歌：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的聲音都從它起，前門叫賣菜，後門叫賣米。

隨就接上一句叫賣聲：“大米要嗎？”（讀如：“杜米要口口伐？”）大米不嫌多。因為吃粞不能過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廠總推沒貨。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們的竹篾子煤筐裡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時煤球裡摻和的泥太多，燒不著；有時煤球裡摻和的煤灰多，太鬆，一著就過。如有賣木柴的，賣鋼炭的，都不能錯過。有一次煤廠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視為至寶。煤末子是純煤，比煤球佔地少，摻上煤灰，可以自制相當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餅子，煤爐得搪得腰身細細的，省煤。燒木柴得自制“行灶”，還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細，敲斷。燒炭另有炭爐。煤油和煤油爐也是必備的東西。各種燃料對付著使用。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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