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腳踏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繞湖一週。但愈走得遠，湖面愈廣，沒法兒走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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