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維熙

維熙兄：

在北京開政協會期間，一天在王蒙家吃飯，王蒙說起他有一次在什麼會上講話，稱你是“大牆文學之父”，有聽眾又問：那麼張賢亮是什麼？他說他是這樣回答的：張賢亮是“大牆文學之叔”！這當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過我倒認為，如果可以把描寫在嚴峻的現實之中，在大牆鐵窗之內而不喪失積極的本質的、大寫的人的作品稱為“大牆文學”的話，的確是你的《紅玉蘭》開了這種題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後面是恰當的。故此，在這裡我應該稱你為“兄”。

感謝你對《綠化樹》的讚賞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見，但我對《綠化樹》，和你對《雪落黃河靜無聲》一樣，也不準備多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們作品的，我們引為知己；暫時不理解或對我們作品持否定態度的，我們要以更高的藝術性所表述的思想去爭取理解。從大牆裡出來的人，早已把社會主義民主精神奉為自己重要的生活準則。我們對知遇之情特別感激；我們對不同意見也更為虛心。這裡，我只想就你在給我信中提出的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你說：“我們文學的現狀，比起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來步子顯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現了局部的停滯或裹足不前、何故？……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何以會產生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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