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

你給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風格》，阿桂將清樣寄給了我，意思是讓我們形成一個“三角”的通訊關係，透過對你的《花園街》和我的《風格》的討論，談一些創作上的問題。

記得在北京你那間小小的、然而大嫂佈置得相當舒服的客廳裡，你、我、萬隆、良沛，曾談到以後要少給自己的作品作詮釋的話。一個作家，寫出一部作品來，世界給他的感受和他對世界的看法，應該都在他這部作品裡了，至少是這一部作品應該包容了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還有別的感受和別的看法，那麼他就應該寫出另一部作品來。在這一部文學作品之外，他又不訴諸藝術手段，不透過藝術形象，而用論理的形式來闡述他的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說這個作家在藝術上低能，也可說他有點嘮叨吧。並且，他對自己的作品作理論上的闡明，常常會制約讀者對他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強了他這部文學作品的效果，反而會削弱他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這種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給阿桂的信寫得很好，是談寫作《花園街》的契機的，並不是在洋洋大觀地闡述《花園街》中的不盡之意。不錯，一座建築物的沿革，常會透露出曾居住在這座建築物中的人物的命運；幾易其主的過程，則形成了一段歷史，會引起後人的感嘆。蘇武的“樓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棄疾的“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和“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築而啟發出的一種命運感麼？樓臺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這樣的情形：雖然人事全非，可是後住者還是在重複前一家屋主的命運。這裡，人物變了，但情節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劇，此事也是常見的，比如，過去不有一座“十三號凶宅”麼？然而，在我們現在，時代畢竟不同了，新的悲劇有著樂觀主義的背景和色調，最終會顯現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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