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會長分別以來這五六年間，我不時從報紙上看到他面臨的困境。戰爭末期他和軍政府意見不一，後來還為了保住公司，一直和佔領當局抗爭。如果這些苦難讓他衰老許多，也是不足為奇的。《讀賣新聞》上有他一張照片，因為憂慮過度，眼睛周圍的面板繃緊，就像嵐野先生的一個鄰居，由於常常眯眼望天，防備轟炸機，眼睛就成了那個樣子。無論如何，週末即將到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延還沒有打定主意是否要請會長。我唯有懷著希望了。

週六早晨，我早早起床，拉開紙簾，看到冷雨打著玻璃窗。下面的小巷裡，一個年輕的女僕在結冰的鵝卵石路上滑了一跤，正在爬起來。天氣陰沉乏味，我都不敢去查黃曆。不久，溫度又下降了，我在接待室裡用午餐時，都能看見自己撥出來的氣息。冰冷的雨噼噼啪啪地敲打窗戶。因為街上的路不好走，當晚所有的宴會都取消了。到了晚上，阿姨打電話給一力亭茶屋，詢問巖村電器公司的宴會是否如期舉行。女主人告訴我們，大阪的電話線路斷了，她也不清楚。於是我洗過澡，換了衣，由別宮先生攙扶著去一力亭茶屋。他腳下穿的膠鞋是從弟弟那裡借來的，他弟弟在先鬥町也當穿衣師。

我到一力亭茶屋的時候，裡面一片混亂。僕人房間裡的一個水菸袋燒了起來，女僕們東奔西忙，沒人來注意我。我就自己走過門廳，來到上週款待延和大臣的那個房間。我從沒想過會有人在裡面，延和會長大概還在從大阪過來的路上，豆葉出城去了，這會兒趕回來恐怕也不方便。拉開房門之前，我閉眼跪了一會兒，一手按著胸口來讓情緒安定下來。我突然覺得門廳裡太安靜了，屋子裡一點聲息也沒有。我想屋裡肯定是空無一人了，一陣失望襲上心頭。我正要起身離開，卻又決定開門看看，以防萬一。房門拉開，會長坐在桌前，雙手持著一本雜誌，從老花眼鏡上方看著我。我看到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後來總算勉強能開口了：“天哪，會長！誰把您一個人丟在這裡？女主人一定要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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