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還只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父親帶我去京都的一家戲院看舞劇表演。關於那個夜晚，只有兩件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裡。第一件事是我和父親是觀眾中僅有的兩個西方人；當時我們從荷蘭老家來到京都才幾個星期，我還未適應新環境，但依然強烈地感受到一種文化疏離感。第二件事是我萬分欣喜地發現在奮力學習日語幾個月後，自己竟可以理解一些不經意間聽到的隻言片語。至於臺上那些跳舞的日本年輕女子，除了她們身上色彩鮮亮的和服還給我留下些許模糊的印象，別的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我當時怎麼也想不到，遠隔近五十年後在遙遠的紐約市，她們中的一位竟會成為我的好友，並且向我口述她驚世駭俗的回憶錄。

作為歷史學家，我一直將回憶錄視為素材。一本回憶錄更大程度上是記載了回憶者所生活的那個世界，而非回憶者本身。回憶錄和傳記的不同之處在於，回憶者在敘述中不可能有傳記作者那樣清晰的視角。人物自傳，如果確有其事，就好像我們詢問一隻兔子，讓它告訴我們，它在田野草叢裡跳來跳去時是什麼樣子。它怎麼可能知道？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想了解田野，則沒有人比兔子更適合告訴我們有關田野的一切——只是我們應該牢記，我們註定會錯過這隻兔子受自身所限而無法觀察到的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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