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二日，我整個下午都在62街對方公司一間沒有窗子、沒有通風裝置的房間裡為年輕的托馬斯·哈珀先生取證詞。做證的是一個瀕臨倒閉的鋼鐵廠生產線管理人員，他像洗衣女工那樣汗流浹背，嘮嘮叨叨，唯一能真正讓他談出一點兒東西的問題就是情況有多糟。他問哈珀，您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嗎？二十年都耗在為公司盡心盡力上，每天早上孩子還在睡著就起床上班，每分每秒都要監視生產線上各個細節，結果有一天你一覺醒來，發現什麼都沒了。

——不知道，哈珀乾巴巴地說。不過你能不能講一講一九三七年一月發生的事情？

我們終於完工，我得去中央公園透透氣。我在拐角的一個熟食店買了一個三明治，在一棵木蘭樹附近找到一個不錯的地方，在那裡可以安安靜靜地吃飯，陪伴我的是我的老朋友查爾斯·狄更斯 43 。

我坐在公園裡，不時從皮普 44 的故事中抬起頭來，看著那些已得償所願的散步的人。這時，我第三次見到了安妮·格蘭汀。我猶豫了一會兒，把書塞進包裡，起身跟上她。

不出所料，她的腳步方向明確。從公園出來到59街後，她經過紅綠燈，輕快地跳上廣場賓館的臺階。我也一樣。一個穿制服的旅館服務生推動“十”字形旋轉門時，我突然想到，這或許是上流社會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你不應該尾隨熟人進入本地旅館。可她就不能只是和朋友碰面喝上一杯嗎？門轉開了，我決定採用科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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