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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一直以復古、保守著稱，言必稱三代，行必依古禮，但這只是表面文章，實質上儒學最善變，是諸子百家中最能緊跟時代變化的，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調整、擴充儒學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只是他們嘴上不肯承認罷了。

漢末是經學衰落的時代，原本就有變更的內在需求。新政推行於中原和江東，不管經濟還是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向來以帝王師自居的儒門不可能無動於衷，最先做出了反應，最積極的就是江東人，尤其是吳郡人。

作為吳郡郡學堂祭酒，陸康當仁不讓。面對孫策的垂詢，他丟擲了醞釀已久的新的義利學說。

義（義）者宜也，從我從羊。

羊者，祥也，引申為善、美，與利有重合之處。從本質上來說，儒家並不反對利，只是反對不義之利，到了孟子時代，矯枉過正，義與利的對立越來越嚴重，這才顯得儒家迂闊，不近人情，進而發展為虛偽。可是作為一門政治哲學，儒學不會也不可能無視利的價值。小到家族，大到國家，要想正常動轉，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過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穩定發展，長治久安，而不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意願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過於強調道德，強調公利、大利，忽視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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