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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學沒有經史子集的說法，但經學比史學重要卻是確認無疑的。經學是當之無愧的第一等學問，史學則不足與論，司馬遷和他的《史記》在後世聲名顯赫，在漢代則不過爾爾，王允斥之為謗書絕不是個人私憤，而是這個時代大多數讀書人的共識。

中國以歷史悠久著稱，很早就設立史官，但歷史主要是記敘君主的言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即使後來的二十四史也以王侯將相為主，梁啟超稱之為流水賬，雖有苛責之嫌，卻也一針見血。歷史的目的是為帝王提供借鑑，順便抹黑對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真相是什麼其實並不重要。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歪曲真相，所以胡適才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是不是他的原意不好說，但如此流行，說明大家都認可這個觀點。

孫策不是史學專業，但他對此深惡痛絕。歷史的意義一是記錄，二是借鑑。如果從一開始的史料就是假的，自然談不上記錄，更沒什麼借鑑可言。他希望讀書人能面對現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做學問，從史料開始就儘可能的剔除那些明顯是偽造的記錄。

接見王粲、謝承等人的時候，他著重提出了這一點，並以李儒所著的《己巳之亂親歷記》為例，希望他們寫出來的史書經得住考驗。當然，後世人寫前世史不可能親歷，更需要有嚴密的邏輯和謹慎的態度，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該存疑的存疑，可以置而不論，卻不能隨意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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