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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革新的不徹底，宋代良賤不婚儘管不是一成不變，但卻基本沿襲下來。不僅頒行於宋初的《宋刑統》照抄了《唐律疏議》有關良賤不婚的全部條文，直到南宋後期，法律依舊如此。換句話說，也就是什麼等級的家庭只能同相同等級的家庭通婚，至於士庶不婚儘管大體打破，但也只是大體而已。家庭內部卑幼婚事仍然皆由尊長包辦，這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一以貫之，宋朝始終也沒有什麼變化。

因而趙昺仍然不對自己的婚姻抱有多大的希望，不過還是希望自己能攙和一下。在他看來儘管婚姻自己不能做主，而是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存在，那他就需要將它用到極致。他知道宋朝為了防止外戚干政，對待他們的基本原則是“養之以豐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

也就是朝廷儘管會授予外戚節度使之類的虛銜，卻不會給予他們以實權，在為數眾多的外戚當中，官至勢政大臣者屈指可數，因而從整個宋朝歷史上來說當時豈止無外戚外朝，外戚簡直難以對朝政發生多少影響。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不少外戚養成了淡於權勢的習慣，他們因此一概被稱讚為“得外戚體”。

趙昺就想利用“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這條原則，來清除朝中那些想換不能換，想撤又撤不了，卻又賴著不走的重臣。而他正可利用一場婚姻將他們送回家去養老，然後逐步將自己的親信提拔上位，從而兵不血刃、順理成章的完成權力交接及新老臣僚的和平過渡。但是現在的情況下做起來卻很難，因為這事情根本沒有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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