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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一直想透過系列的制度改革重新構築大宋的國體，按說在白費待興之際是最好的機會，但是他發現難度之大不亞於在瓊州的吏制改革，那還是僅在小範圍內執行。而要想在整個江南大範圍的推開，就要面對更多的反對者，且政權更迭，戰亂剛剛平息，民心思定，國家也需要休養生息；軍隊同樣要擴編整訓，這時候在爭論聲推出體制改革，又怕引起動亂。

跟著幾位師傅學了多年經典，趙昺清楚無論是古代的大經學家還是帝王，對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似乎只有一種解讀：《詩經》毛傳註解：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唐玄宗：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連昏君宋徽宗也以為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歷史上各家解讀也是大同小異，不外乎上面這些說法。而說了半天都是言烹魚不能頻繁地攪騰，否則就會碎掉爛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國家不能煩擾民眾，否則無法成就大功業，就是治理大國不能頻繁盲目地折騰。

在常人看來說得不錯，誰願意吃一鍋分不清刺兒和肉的‘魚糜’啊，人們往往也都會根據自己的直接或者間接經驗，想當然地認為這不是明擺著的道理嘛！由此推斷出國家也是如此，當政者天天折騰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樂業，社會怎麼會能穩定？經濟怎麼能發展？因此，大家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釋，認為這道理既正確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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