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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節嚴的教訓，趙昺雖滿口答應，卻並不完全贊同，自己做的是以科技改變世界的大事，怎麼能是小道，他不否認權謀的作用，但被這麼說心中還是不舒服。可他也知道與兩位先生爭論，恐怕也是自取其辱，因此便跳過這個話題，接著討論帥府軍的整編問題。

對於新附軍趙昺的意見是維持現狀，夠一個指揮編為一個指揮，夠一隊依然編為一隊，即便編入大軍也保持原本編制，除非有特殊的技能或是需要。比如疍兵，他們熟悉南海海情，擅於操舟弄潮，只好分配到各船上當舟師或是舵手；罪軍和降軍是被監管的物件，放在一起容易生事，不得已才將他們打散編入各軍。

而鄧光薦卻認為正好藉此機會將全軍進行一次大的整編，重新編組列伍，以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免的有不臣之心者生亂，也可使些將領侍眾相脅，以保證全軍以殿下為尊，軍政指令通達。應節嚴雖然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其言語中也傾向於其所言。

趙昺聽了是一陣沉默。他知道鄧光薦的觀點正是源於自己那位‘老祖宗’以文治武，強幹弱枝的治國理論。這也是前世人們對此最為詬病的一項國策，以為正是宋代歷朝執政者將此視為圭臬，才導致宋朝國富兵弱，導致在歷次對外戰爭中失敗，最終亡於外族入侵。他並不否認此項政策對於宋朝的穩定有極大的作用，便是現代社會文官主政也是世界各國的主流，正是戰爭服從政治的最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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