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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看罷摺子，並沒有立刻說話，而是陷入沉思。其所奏用現代市場經濟學來審視，乃是一個基本常識：市場的歸市場，道德的歸道德，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救荒本是官府的義務，以道德為說辭、以政策為準繩，強迫糧商和富戶低價賣糧，看似是在做一件極好的事情，但實際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

不過在趙昺看來這種思維並非現代社會才有，因為他記的這種意識早已見於《呂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現代人也耳熟能詳，說的是：魯國出臺一項政策，為在其他國家做奴隸的魯國人贖身，可以用贖身憑據去官府報銷拿錢。孔子的弟子子貢，是個很成功的商人，他給奴隸贖了身，卻不去官府拿錢。孔子批評了這種做法。

聖人以為該拿的錢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實則破壞了政策定下的契約。有子貢這種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給奴隸贖身時，就難免陷入一種兩難困境。報銷拿錢，會面臨遭到鄙視的道德壓力；不去報銷，又會面臨損失金錢的經濟壓力。為逃離這種兩難，他們的選擇將會是不贖人。流落在外的魯國奴隸的命運，也就隨之變得更糟。

趙昺知道以一些古人的做法，這則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寫這個故事的作者，顯然已經意識到了將政策契約人為抬高至道德高度，變成一種道德壓力，往往並不可取，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讓問題變得更復雜、更麻煩。與孔子反對子貢不去報銷，本質是相似的，都是基於對世情的深切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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