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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對生活的適應本來是平常的變遷，其實世界上這類國土易主，百姓依舊生活的狀況很多，傳統的文化似乎依舊傳承的狀態下不知不覺的也在漸變。而同時政治制度和統治者不斷變更，歷史也在慢慢的演化，昔日的戰場成為桑田，往日的對手一笑泯恩仇。

然而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對這樣的事實有願意認知的願望麼？不！他們始終還是抱持著傳統的地域、國家和民族畛域界限，嚴於區分種族等級，在血緣種族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堅持到底。這樣的觀念，一直留存，以血緣中心觀點區分世界的親疏，堅持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

趙昺並不以為這樣不好，當初他也是利用這種基於血緣和種族的愛國之情，將一盤散沙般的行朝及遺老遺少們團結一起，以致對抗蒙元為代表的異族入侵，恢復舊國，奪回故土。然而現在這種觀念卻讓他有些無所適從，不知將如何對待留在北方的同胞。

但在儒法為主體的政治理念的古代社會，只許成功不許成仁，只許成仁不許言敗，否則就是背叛的觀念下，李陵歸降，被誅滅九族，司馬遷為他訴說衷情，也要被判殺頭，有人為之說項，方得閹除生殖器才能苟活存身，那麼無力的百姓就只好做牆頭草了。

繼續煽乎與‘北人’的百年恩仇，後人暈菜的是永遠也說不清楚的漢蒙逐鹿中原，最終歸於團圓一家究竟是兄弟鬩於牆還是國爭天下的一本糊塗爛賬，百年前之國斷非百年後之國，前人愛的國家和我所愛的國家究竟有什麼血緣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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