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時德方肚子裡的火氣一直很大。作為謀士，他不能直接指責自家主公李旭決策失誤。但對於促成李旭做出北上涿郡，拒突擊狼騎於長城之外而不是退避三舍，等待機會圖謀席捲中原決定的趙子銘、周大牛兩人卻深惡痛絕。特別是對於軍司馬趙子銘，時德方一直覺得以對方的智慧，應該能看出來只要博陵軍放棄桑乾河兩岸剛剛開始的屯田點退回百花山以南，突厥人未必真的會長驅直入。

爭霸天下的人需要拿得起，放得下。壯士斷腕的決策該做時要毫不猶豫。更何況博陵軍對桑乾河兩岸的投入並不算大。即便將那些臨時搭建和屯田點和流民全部讓給了別人，也不會讓博陵傷筋動骨。

而做謀臣的人，就該在自家主公心慈手軟時勇於當那個揹負罵名的惡人。而不是跟著主公一道展現婦人之仁。在這一方面，時德方有足夠的把握相信自己比趙子銘做得好。趙司馬經驗豐富固然豐富矣，骨子裡卻匱乏一種做惡人的殺伐決斷。

可偏偏李旭做決策的那個夜晚，時德方沒有機會參與。而參與決策的軍司馬趙子銘，卻將李旭引入了“歧途”。所以，在時德方眼裡，他一向尊敬的趙子銘就成了奸臣，佞幸。

在博陵軍內部，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止是時德方一個。特別是一些加入軍中較晚的文職幕僚，他們混入軍中的原因很大程度就是由於相信那首‘桃李章’的應驗者為李旭。眼看著可能到手的從龍之功化為烏有，試問大夥怎可能心中不感到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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