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兮再一次見到唐競，還是在遠洋輪船碼頭。

那是一個秋日的傍晚，天氣雖好，日落時分的江邊卻已有些清冷。郵輪緩緩靠岸，如一隻擱淺的巨獸，吐出幾道舷梯，如蟻般的人流就從那上面湧出來。

天色漸暗，所有人都匆匆而行，大約只有周子兮甘願落在後面，是那樣的近鄉情怯。這一年，她二十六歲，從里昂大學法學院畢業，帶回來一紙博士文憑，以及一箱子整整三年的通訊。

與此同時，唐競等在碼頭上，心中亦是忐忑，竟比上一次在香港時更甚。哪怕他們已經寫了那麼多封信，那麼多往來的照片，他仍舊不確定等到真的見了面，周子兮會對他說什麼，做什麼，眼中又會是怎樣的神情。

若是認真算起來，他們成婚已整整八年，還要這樣猜著念著，實在是有些奇怪。但也就是因為這一份不確定，令此時的等待有了一種莫測的魅力，叫他全副心思都牽掛在這裡，無暇旁顧。

吳予培和沈應秋也被周子兮一封電報叫來接船，唐競實在說不清此時是有這兩個人比較好，還是他獨自一人更好一點。

來碼頭的路上，三人在車上聊天，是他先起的頭，說的是一早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則新聞——市長質問抗日救國會的法律顧問，是否知道自己是在為赤色分子辯護？那位顧問當面回答：身為律師，只知道接受委託，依法辦事，顏色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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