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原本平定順逆、收復陝西全境應該是好事吧，結果還真有人能把好事變成了壞事，這不，弘光六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南京接到黃得功捷報的第三天，新任江西道御史周答、湖南道御史過之奇、湖北道御史柳太昌、福建道御史談善、山東道御史何寶琳等十一名御史以“憐生民苦難、杜流寇再起”的理由聯名上奏，請求徹底廢止三餉的加徵、籍此舒緩民力。

當然，官制改制後，御史都是有實際經驗的官員擔任的，因此他們也知道朝廷財政困難，所以，他們暫時並不要求連遼餉也予以免徵，而是優先要求廢止練餉。

眾所周知，三餉中的剿餉自崇禎十三年後就停止徵收了，弘光朝至今也沒有恢復徵收，因此所謂三餉加徵，到弘光年間實際就徵了遼餉和練餉兩塊，而這兩塊都是按田畝來徵的，即每畝地在正賦之外，各加徵十二釐。

根據《萬曆會計錄》所記錄的各地田畝數量來計算，崇禎十七年至弘光元年，南明中央政權實控國土面積最小時，僅領有不到三百萬頃的耕地，每年田稅正賦約三百萬兩，遼餉和剿餉加徵一共是九百萬兩，但在豁免以及拖欠的情況下，全年田稅方面的收入也就五百萬兩出頭；

弘光元年至弘光二年，明軍逐步收復整個黃淮道、河南道、鄖陽道、湖北道、川東道，湖南、江西、江北地區的形勢也轉危為安，因此弘光二年時，南明中央政權領有的國內耕地數量增加到了四百萬頃上下，扣除豁免和拖欠後，全年田稅方面的收入達到了六百七十餘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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