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以為大理寺在地方上的機構在審案時會不會受到同級官府的干預，並不在大理寺地方衙門的級別上，而是要體現在《官律》的職責約定上，所以，他主張在道一級設立大理寺分寺，主官定正五品，在府一級設立大理寺支寺，主官定從六品（直隸州為正七品），在散州和縣設立大理寺常駐法庭，主官為正八品（縣為從八品）。

孫傳庭剛想說什麼，一名司值內侍走進來報告道：“皇爺，殿試的考卷送來了。”

這是要讓朱由崧決定前十的名次，於是，朱由崧便停下與孫傳庭、張國維兩人的交談，拿起送來的考卷觀看，一邊看，朱由崧一邊命令道：“去從第四百二十卷至第三百二十卷、第三百十九卷至第二百二十卷、第二百十九卷至第一百二十卷、第一百十九卷至第十一卷中各取五捲來！”

取這些考卷，並不是朱由崧信不過馬士英、錢謙益及一眾同考官的判斷，而是要看看這些考生是怎麼回答自己擬定的《富之教之，本固邦寧》的主考題，也是要看看考官們是怎麼抉擇考生答案的。

“富之”、“教之”出自《論語·子路篇》，這段是這樣寫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後來這句話發展為了“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也有“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的說法，《漢書·食貨志》深刻為“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說白了，就是富裕了什麼都好吧，而在今次考試中，則是朱由崧在問更定稅制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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