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訊息傳到了江蘇淮安，淮安巡撫路振飛隨即向南京通報了這一情況，但值得注意的是，路振飛並未向朱由崧等南逃宗室通報北京失陷的訊息，很顯然，路振飛等人還幻想崇禎皇帝或太子朱慈烺能逃出北京，逃往南京。

說起來，由於南京在明朝初年是整個明帝國的首都，所以明廷於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後，南京作為留都——永樂朝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南京依舊是明帝國的首都，北京只是皇帝所在的行在而已——依舊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

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閒，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於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絕大多數都是養老官員的情況下，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依舊掌握有一定的實權。

因此在李自成部兵臨北京城下，北方訊息就此斷絕後，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便於當年四月初一，領銜釋出了“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

在這份檄文中提到“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之類的“宗社危情”，籍此說明了，南京方面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只是由於具體情況還不清楚，所以，只能繼續做觀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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