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應泰此人歷官精敏強毅，也算是個能臣，但用兵非其所長，所以在擔任遼東經略後，他認為熊廷弼持法太嚴，便“以寬矯之，多所更易”，這樣一來，官將再次開始吃起了兵血，士伍的訓練強度也大大下降，於是遼東明軍的戰鬥力再次低落了下來。

可袁應泰對此不聞不問，甚至對敵情也不作偵查，一廂情願的提出“三路出師”，主動進攻後金的策略，並且毫無警惕的招降蒙古饑民，以至於當時就有人指出“收降過多，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且莫測”。

但袁應泰堅持認為“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說起來，袁應泰的這個判斷並沒有太多的問題，要知道明萬曆四十三（1615）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時，後金方面已編有了蒙古牛錄七十六個（每個牛錄100~200人），並將部分蒙古人直接編入滿洲牛錄，分隸於滿洲大臣下面。

所以，出於不讓後金方面進一步徵募蒙古牧民充當軍伍的目的，袁應泰招降蒙古饑民的做法是不錯的；但問題是，袁應泰無視下屬關於蒙古饑民可能已經為後金所用的提醒，把收降而來的蒙古人“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這樣就為接下來遼瀋失陷預埋了隱患。

天啟元年二月，努爾哈赤率八旗並攻陷了作為瀋陽屏障的奉集堡和虎皮驛，隨後又進逼瀋陽城下；瀋陽是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重鎮，一向佈置有重兵把守，此時由總兵賀世賢與尤世功駐紮，對外號稱“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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