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伐遼救鮮的戰事，被李來亨以強力意志暫時擱置了下來。朝中大臣們也無人有動力去觸天子的黴頭，當朝鮮的兩班士大夫、平民百姓，正遭到滿洲人屠刀殺戮的時候，坐擁強大軍力的大順軍，也便只能束手旁觀於岸上了。

在許多年後，此事又將被共和派的史學家們重新挖掘出來，用以衝擊大順朝所謂“只為幾個百姓起兵”的立國合法性。

當然幾百年後的那些事情，現在根本不在李來亨的考慮之中。

李來亨對東北採取了靜觀其發展的策略，那麼順軍的有力精兵和國家財政資源，便可以肆無忌憚地向西南進行傾斜了。

而且對西南用兵，徹底剿除孫可望的後西明政權，正好也是一個用來搪塞天下，解釋順軍為何不救援朝鮮的理由。

這一點，在後世同樣被保皇派史學家們充分利用了起來。

比如創作了《彈痕》、《特種兵利刃出鞘》的著名軍事小說作家兼保皇派政客蔣志清，就曾經寫過一篇題為《震撼！順世祖一招制敵，平定群雄》的雄文，文中便把大順軍深陷西南戰場，作為了不救朝鮮的理由。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保皇派學者提出了諸如“雲南戰略位置更重要”、“印度洋開闢論”、“追剿明帝的必要性”、“莫臥兒帝國的威脅”、“西洋殖民者在緬甸勢力的發展”等一系列理由，為早年間李來亨的按兵不動進行開脫。

共和派這一邊，最為有力的學者論點，則當屬二次大戰以前，流亡呆迷兒人民聯邦的共和派史學家金成柱提出的“李來亨充實後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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