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6日，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兆銘突然離開陪都貴陽經昆明轉赴河內，訊息一經傳開，國人頓時譁然。

然而還沒等國民黨平息汪出走引發的風潮，1939年1月6日，汪兆銘在香港《南華日報》上刊載魚電：1939年1月6日。

貴陽中央黨部，蔣先生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鑑：“去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

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魚。”

汪兆銘的電文雖然使得部分日軍高層為之狂喜，但在國內及海外華僑中引發了滔天的罵聲，進而被西北利用形成了對國民政府的廣泛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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