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良悠哉遊哉的在歐美會見僑界、商界，以及沿途各國政界的新朋舊友，而國內的形勢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閩變平息之後，明面上再無對手的南京即以進攻福建的部隊組成東路軍，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指揮，回過頭來協同其他部隊重新開始對中央赤區的進攻，中央軍根據德國顧問團的意見改變原來長驅直入的戰法，採用“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一邊築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擠壓共產黨的生存空間。

4月中旬，蔣軍集中了11個師分兩路，分別沿撫河西岸和河東岸，進攻廣昌。

受到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干擾的共產黨中央一面提出：“為保衛廣昌而戰、勝利或者死亡”等口號，一面集中1、3、9軍團9個師堅守廣昌，實行以集中對集中，以主力對主力，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結合所謂的“短促突擊”同優勢兵力和武器裝備的敵人決戰。

就在雙方圍繞廣昌進行生死大戰之時，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在上海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呼籲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並根據這個綱領宣佈成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總會。

“給孫夫人和廖夫人他們電匯100萬元的經費，同時再給他們發一封通電。”

戴季良看著《紐約時報》的報道，手指一直有節奏的在臺面上敲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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