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五年4月9日夜，為了挽救國民軍岌岌可危的形勢，鹿仲麟等一干國民軍高層發動第二次北京政變，驅逐、逮捕執政府要員，力邀吳佩孚北上主政，同夜段祺瑞及其親信倉惶逃入東交民巷。

然而國民軍上下所做的這一切不過是水中撈月、徒勞之舉。

4月10日，嶽維峻隻身逃亡山西，隨即被閻錫山軟禁，至此在河南的國民二軍崩潰。

然而作為國民軍最後稻草的吳佩孚又以國民軍全體繳械改編為自己北上的前提，於是國民各軍上下益加失望。

就在此時，一個更大的危機降臨了。

作為國民軍飢不擇食擴編的後果，原屬於皖系吳光新部的國民一軍第九師唐之道部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放棄在通州的防區後撤返北京，京畿南面的大門隨即為之頓開，直魯聯軍面前已經再無抵抗，面臨圍殲的危局。

4月15日晚已經失去章法的鹿仲麟不得已在勒索了北京銀行公會200萬退兵費後率領國民軍退出北京。

眼見得國民軍失敗在即了，不過在舊有矛盾尚未徹底解決之際，新的矛盾又隨之產生了。

“鈞座，這是玉帥給您的電報。”

四月初西北軍入豫支隊和直軍靳雲鶚部會師開封之後，吳佩孚隨即委任寇英傑為豫督、靳雲鶚為河南省長，這就和戴季良委任劉鎮華為河南省長起了衝突了。

雖然靳雲鶚部已經北上參與合圍京師，但寇英傑卻只能拘束在路西當半省之督，而西北軍非但據守要鎮鄭州，而且收編了不下十萬人的國民軍舊部，雖然最終只挑選出不到一萬五千人，但其餘的都移交給鎮嵩軍，這麼一來河南就呈現出兩雄對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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