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奉軍三路攻佔秦皇島、山海關。
直軍一部乘輪迴塘沽,二萬餘軍被繳械。
關外直軍紛紛逃離戰線,麇集車站,這時火車已不能開動,散兵逃向秦皇島,秦皇島已失陷,軍械糧食遍地堆集,奉軍一方面收繳直軍軍械,一方面清點戰利品,收穫極為豐碩。
10月31日,自山海關至唐山一帶的直軍已全失抵抗能力,奉軍各路連線,大隊長驅入關,以吳光新的騎兵為先鋒,自古冶而蘆臺,向塘沽疾進,和在北京方面的馮玉祥、胡景翼軍相呼應,直軍幾乎全部陷於奉軍和馮、胡兩軍的大包圍中。
11月2日吳佩孚於晚上10點在海軍部軍需司長劉永謙(字六階)的陪同下於塘沽倉惶登上華甲號運輸艦,浮海南下。
11月4日奉軍佔領塘沽,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
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不久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
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敗了,最終吳佩孚還是敗在了背後一刀上面。
說起來這種背後一刀的說法和二、三十年代德國風傳一戰戰敗的原因一樣,都是擴大了某種行為在最終結果中的作用,但是對於吳佩孚而言,“首都革命”的發生卻是他後半生顛沛流離的開始,這個仇是一輩子刻骨銘心的。
“接下來就看張、馮二人之間如何角逐了。”
西安城裡,戴季良捏著手中的報告久久不語,好半天才吐出這麼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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