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雖然在印度次大陸共同生活了幾個世紀，某些個人之間也有友誼和密切往來，但總的來說，這兩大宗教集團之間彼此是分離的，有隔閡的。雖然一部分的穆斯林領袖主張團結印度教徒，共同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但他們的影響不足以帶動整個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場合，他們為了拉攏人心，也不得不回到傳統的路線上來。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1940年，在中國政府決定支援“自由印度”組織的時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領袖便派代表遠赴北京，向中國政務院總理譚延愷提出，“中國政府所支援的‘自由印度’組織所代表的未來印度政府很可能會導致人數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壓倒人數少的教派利益。”譚延愷和孫綱一樣，對印度種族教派之間的隔膜及分離情況瞭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國的經驗和模式來看待印度的種族教派問題。譚延愷認為印度穆斯林所擔心的情況不會出現，“中國政府保證新的獨立的印度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權利的國家。”對於中國總理的保證，穆斯林領袖們並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領袖甚至這樣認為：“繼續保持英國人的統治也好，由中國來進行統治也好，將印度分裂成七八個國家乃至七八十個國家然後再獨立也好，都要強過出現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拉合爾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陸成立單獨的穆斯林國家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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