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之所以演變成為“惡法”，其實是有著一種必然性。

大宋當時的財政收入銳減，而軍隊等財政支出每年耗費著鉅額的財力，令到當時的財政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時下的官員改革的呼聲大起，而王安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宋朝宗登基，這位久慕於王安石的新帝亦是希望透過變革來改善朝廷的財政問題，故而授予王安石參知政事之職，次年拜相。

王安石亦是扛起了改革宋朝的這一面大旗，為了實現“理財救國”的抱負，亦是提出青苗法並在各地進行實施。

由此可見，青苗法的誕生並不是要拯救萬民於水火，而是為了解決宋朝的財政問題，企圖從“青苗法”中得到源源不斷的利益輸送。

雖然在制定之初，青苗法體現著“溫柔的一面”，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很快就暴露其“高利貸者的面目”。

事實亦是如此，初期在河北路、京東路、淮南路三路實行，後其他諸路也推行開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當年借款隨夏秋兩稅歸還，每期取息兩分，實際有重達三四分的。

假如當地官府向百姓發放的半年期利息是三分息，那麼一年的利息則已經高達六分息，這種利息不可謂不高了。

哪怕“青苗法的利率”能夠低於民間的高利貸，但亦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對借貸者同樣是一種傷害，跟著那些透過高利貸斂財和吞併土地的鄉紳並沒有本質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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