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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宣告《貳臣傳》編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讓明清鼎革過程中的洪承疇、祖大壽、馮銓等人，與“純一無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別”。

換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據以前，范文程就已經被確定為並非“貳臣”了。

這個判據並不都是乾隆帝拍腦門想出來的。

清前期關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對忠誠觀念界定的問題。

在明清鼎革之際，人們面臨許多選擇，後人應該怎樣評述這種選擇，怎樣的選擇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贊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為一個重要指標。

只不過是大清的國史館對這一指標執行得非常機械，畢竟是皇帝親自批示的標準，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傳記的歷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貳臣”，進而導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顯或事蹟不多、主要事蹟都在降清後，又或許是對清朝開國頗有立功之人，也被劃入了“貳臣”行列，如鮑承先，原來是明末為參將，降清後屢有戰功，官至秘書院大學士、張勇平定“三藩之亂”中立有大功，、衛周胤在明末為監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後授原官，後官至兵部侍郎等。

這些人列名史傳，原本是清朝對他們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標準，國史館機械執行，讓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傳記列入“貳臣”，反而成了貶斥。

在這種情況下，《貳臣傳》的編纂變為一種無意志的機械工作，入選與否已經和忠誠觀念不盡相同，失去確立忠誠觀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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