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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年之前,獨尊儒術。
無論官、吏,都被儒生所把持。
在這種時代,如果想要施行儒家經術中的“德政”,照理說就該把朝政委託於儒生。
到了光武帝一朝,雖儒道大興,然官場風氣卻為之一變。
一招“退功臣而進文吏”,名義上提拔了大量底層文士,世人卻不知這些文吏之中儒生的佔比卻並不高
這些做事的文吏,擅長的是“刑理”、“法令”,而非儒家經術,以“經驗”,而非“經典”治理政事。
這從根本上上回歸到了西漢時“霸王道雜之”的狀態。
也正因為這樣,在東漢初年,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人皆推崇儒家經術。
但到了具體細務上的吏員與吏治問題上,卻形成了說的與做的並不一樣的奇妙畫面。
“你說你的,我做我的”的做法開始大行其道。
理想主義者高高在上,務實主義者鞠躬而下,形成了一種十分和諧的政治圖卷。
然而好景不長!
當頂層文士居廟堂日久,形成的世家集團逐漸下沉,又與日益形成的土地兼併集團合流,事情就變質了。
到最後。
靈帝“賣官鬻爵”這一重大舉措為原本的善政送上致命一擊,廢史立牧又徹底在野心家的心火上澆了把油……
在這之前。
儒生與吏員還是兩個涇渭分明、互不對付的群體。
儒生重文化學術,吏員重為政舉措,因此經術與政治也是涇渭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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