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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北宋官員而言，這統計學並不陌生，就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也透過觀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財務又是一個什麼情況，然後再去設計這青苗法。

再比如說範祥的鹽法，也是透過統計，知道在鹽價低於每斤35錢時購進，高於每斤40錢時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

只不過王安石他們的統計相當糙。

青苗法在京東東路執行的時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沒有出現京東東路的問題，就是因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種兩季，故此大多數百姓是及時還錢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調查，就是僅限於江南的情況，沒有考慮到北方和南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司馬光、蘇轍都曾對此提出質疑，但是王安石沒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們的統計，是僅限於自己的觀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法服眾，你有你的觀察，我有我的觀察，中國這麼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

最為關鍵的是，就是他們這種統計學，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

包括範祥、薛向，這些頗具經濟才華的官員，他們在朝中都沒有什麼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彈劾。

因為大家都是從道德出發去談經濟，你偏偏要談利益，那就顯得格格不入。

張斐顯然是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他永遠是將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誠信之上，主打其實還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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