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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裡，朱權腦海中陡然回想起老師荊鯤用來嘲笑某些迂腐之人的那句話，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於桀紂。心中暗暗忖道：古代人極端的崇拜孔孟，將其視作聖賢，固然失之偏頗。但後世富有現代民主法制意識的人說以德治國，用大而無當，不合時宜，於是乎又出現了另外一種極端，天下之惡，盡歸於孔孟。由此將封建社會的所有一切，全部視之為糟粕，棄如敝履。可看那些西方極為崇尚法治的國家，也有因為私德虧欠，鬧出生活作風問題的總統給整趴下。好像這生活作風問題嚴格說來，也沒有觸犯法律吧？這又該如何解釋呢？為什麼很多人一說起以德治國的儒家，和以法治國的法家，立馬就看做了兩個水火不容的對立面呢？反正左右兩邊，你必須挑出一邊站，兩邊都不選的，也不要高興得太早，人家早就準備了一頂和牆頭草意思差不多的“中庸”帽子給你來戴。儒家的德育教化，和法家的嚴刑峻法震懾犯罪，各取所需治理國家不好麼？無視儒家薰陶人思想，和法家的懲戒手段，震懾預防犯罪，在治理國家方面各自所取得的實際成效，單單糾纏於誰對誰錯，互相攻訐，就未免捨本逐末了。

朱權親身經歷過殘酷的戰爭和朝議遷都等大事後，內心中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國家的軍事，政治上面的很多東西，可不是單單對錯兩字就能說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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