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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時學習寫小說，總想找些奇談巧遇，寫出來令人“拍案驚奇”。近年來認識到真實和樸素的價值，就想極力避免那些太過於戲劇性的事件。所以遲疑再三，不願寫城山先生的事。

我去山東重訪少年時工作的地方，住在某縣城招待所裡。招待所很小，只有四五間客房，不兩天所住的客人就都熟識了。我隔壁住著兩夫妻，男的有六十多歲，女的四十多歲。男的一天到晚不吭一聲，女的有說有笑，滿院子都是她的聲音。男的早出晚歸，一身油垢。女的打扮得過分入時，在這小縣城裡頗有些扎眼。她除去到集市上買雞，買肉，買蘋果，就在門前一個煤火爐上燒菜或是在井邊洗衣服，再不就湊到人堆裡扯閒天。

有一天下雨，我不能外出，坐在傳達室和看門的於老漢閒談。於老漢認識字，從《新觀察》上讀過我寫的訪日短文，就跟我打聽日本的情形。談話中間，那女人來了，於老漢招呼她坐，她搖搖頭仍在門邊站著，滿有興趣的聽我閒聊。我對她沒多少好印象，這時正和老漢談日本的吃食，並沒睬她。可是我正談到興頭上，她兜頭來了一句：

“你淨是胡扯，那地方不怎麼樣！”

咦，這真奇了。我既不是對她說的，她又沒到過日本，怎麼能說我胡扯？

“他們日本人好東西也做不出好味兒來，挺好的魚，吃生的！肉呢，弄的稀甜，一吃就噁心！做湯連點油也不放，放些小乾魚兒，惡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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