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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在華容縣待了半個月,期間一直講學,還有就是與劉大夏論道。
一番思想上的交流,讓二人都受益匪淺,對各自要做的事,也更加了解,也達成某種默契。
他們對悟出的名教問題,心照不宣的選擇緘口,都沒有直接表露出來,反倒是希望用“中學為體,黥學為用”這個藥方,來將名教的病症給醫治好。
無論是劉大夏還是王陽明,抑或是歷史上出現的諸多先賢,他們都發現儒教存在的問題,卻同樣沒有辦法和魄力,去將其斬斷!
因為重建一個學問體系太難,尤其是這個學問體系,乃是治國、治世、治民的學問。
從春秋時期起,孔子便提出修身治國平天下,自漢代獨尊儒術,儒教便是融合百家。
外儒內法和郡縣制,便是歷代王朝治國理政的根基,也是從漢代開始,三代之治成為天下儒生的共同追求。
而隋唐的科舉制,更是將這個體系,推向極致的穩固,也讓文人士大夫階層,同權貴開始分庭抗禮。
直到宋代重文抑武后,儒家士大夫奪得道統,與代表帝王世俗權力的政統二元對立。
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這句話的前提就是,名教的地位穩固如初,名教推行的三綱五常、聖賢之道,依舊是道統的最高解釋權。
名教與士大夫,早已經共成一體,同整個朝廷也共生,與天下萬民,同樣是割捨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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