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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皇帝與壞皇帝,在大一統的古代王朝中,一直屬於集權體系中的巨大的影響因素。
大朝廷、小地方,大朝廷、小市場,富朝廷、窮萬民。
這種體系之內,集權的君主權力不受制約,好皇帝與壞皇帝,就顯得格外重要起來。
春秋時期的孔子講究克己復禮,範圍是針對整個貴族階級。
此後獨尊儒術後,儒家理論就開始對“聖君”的標準進行設立,三代之治、廣開言路、仁義愛民、虛心納諫、有過必改等等,這些都被譽為是聖君的必要操行。
儒家做出這許許多多的定義,就是希望不會出現壞皇帝,不會出現驕奢淫逸的害民之君。
這就是儒教的思維侷限性,他們知道君主集權專制存在問題,可卻從未想過,改變這個體系。
因為士大夫也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他們更多的想法是,不能讓其餘群體來分享權力。
所以大朝廷這種傳統,一直被很好的保留了下來,失去這個大前提,不管臣子還是平民,都會陷入無措之中。
只是在朱元璋再度集權後,大明不似唐宋時期。
大明計程車大夫可以要求皇帝,卻制止不了皇帝,大明將近三百年的國祚裡,出現的權臣一隻手數的過來。這種權臣,也真不能算是能篡國的權臣。
而且士大夫們也不能保證自身不腐化,其中出現敗類是常態,往往都是一群人陪著皇帝一起敗壞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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