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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來看，後世各類思想都在華夏曆史上有過萌芽，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的思想都能大大方方拿出來辯論。

即便是漢唐時期，對各類思想也非常的寬容，只是到了唐朝時期，儒家已經漸漸開始掌握道統。

那時候文人士大夫們開始講究所謂的風骨，懟天懟地懟皇帝和權貴，這在唐朝之前是難以想象。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當時的儒家士大夫們，已經預設自己掌握了一項巨大的權力。

在科舉之後，文人和權貴已經不是同樣的權力體系，而是一分為二，漸漸就演變為了政統和道統之分。

權貴背後就是政統，政統是最高的世俗權力。而文人背後則是道統，道統就是儒家那一套聖賢價值觀，從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孟，再到儒家對個人克己復禮的要求，簡而言之就是國家最高價值觀的解釋權。

翻閱歷史就可以看到，唐之前的儒家，決計不敢教君主做事，而唐時期的儒家，已經喜歡拿古聖人要求今天子。

而且儒家士大夫們還是古代，唯一一個掌握了輿論批判的群體，他們可以大膽的喊出“權貴是糞土”，因為他們的一句評論，往往可以影響一個君主、一個貴族、一個官吏的風評。

就如宋朝一句“東華門外金榜題名，方是大丈夫所為”，就把武將們的最高追求封狼居胥，貶斥的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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