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策,全部是從商人的角度考慮的政策,十分符合船戶之心思。於是,他們看到這麼好的條件,當場答應,並與陶澍簽訂口頭協議。
與船商們談好只是解決了基礎的條件,而真正考驗陶澍政治智慧的則是:如何如願以償的成功實行海運。陶澍想的是:要既不使河運的既得利益者感覺利益受損而平穩過渡,又不至於使陰招橫阻海運,而致功敗垂成。此事務須: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為穩妥計,陶澍丟擲了“半海運、半河運”、“河海並運”的思路。
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上年的漕運還有40多個船幫沒有渡過黃河。令道光皇帝極為震怒,一氣之下將負責漕運的各大官員,一個不落、通通打五十大板:原任兩江總督、現居大學士的孫玉庭被貶為翰林編修、休致:漕運總督顏檢連降兩級,以三品銜休致;兩江總督魏元煜、河道總督嚴閬降級留任。
“休致”,用今天的話說,叫辭職,或者說是勸退。
雖說有了道光皇帝大刀闊斧懲處要人,但陶澍還是覺得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做到積極穩妥,不匆忙行事。他再次提出建議,將“河海並運”的前期籌備工作時間延緩,遲至下半年才開始運輸。
大局謀定後,與此同時的,則是要迅速搭建得力辦事團隊。
他一到江蘇,就分批接待地方官員,對所涉事項逐個摸底。一摸底方知,問題還真的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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