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郭氏，總是不能不一聲嘆息。嘆其早生50年，嘆其與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難有其功高世勳。一直以來，人們認為郭嵩燾之任事能力與人格魅力遠在晚清諸中興名臣之下，無法把自己做大做強：如左宗棠一樣前呼後擁、如曾國藩一樣左右逢源，“失敗”之原因會正其性格。這在中國式“成王敗寇”標準面前，無疑不是一種無奈、又不得不承認之現實！

郭嵩燾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鴻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給他立傳賜諡時，儘量拐彎抹角，強調他對曾國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輓之功仕，其《禮記質疑》一書如何“折中群經，淹貫三禮”。這自然煞費苦心，他們想把郭嵩燾納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認知體系和價值體系，或者說，這些在郭嵩燾時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試圖按照自以為寬容的標準來肯定他的作為，以便弘揚他的業績。這裡，真正能看到他值得欽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氣，至誠的天性，相對統一的人格。

百年後，鍾叔河先生在編輯《倫敦巴黎日記》時說，郭嵩燾已經突破了“辦洋務”的水平，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成為末世士大夫階級中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學人汪榮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中說，“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是那個時代中，“最勇於挽瀾之人，我們追蹤其人，印證其時、其地，很可覺察到此人的孤憤與無奈。他的思想過於先進，同時代人鮮能接受，他的個性貌似恭儉，實甚自負與固執，以致被人視為易遭物議、性格褊狹之人，終身受挫”，然而，“這個弄潮兒的挫折，很可說明那個挫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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