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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世有一搭沒一搭的與足利義教閒談。
他能看得出來,足利義教表面漫不經心,可實際上內心已經掀起驚濤駭浪。
倭國不如大明,這一點想來足利義教肯定是早有心理準備的。
只是差距已到了一日千里的地步,甚至看著眼前的一切,猶如天國與地獄的區別,這種感覺,怎不教人震撼呢?
此時,足利義教道:“聽聞天朝實行新政二十載,成果斐然,卻不知這新政到底是什麼?”
倭人有一個習慣,那便是效仿,畢竟是貧瘠的島國,因而,從漢朝開始,便瘋狂的與中央王朝派遣人員,而到了隋唐,則達到了高峰。
這種學習,幾乎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譬如對孔孟的完全照搬,文字的全盤接受,再到風俗的各種借鑑,甚至是他們所營造的京都,也與唐朝時洛陽的都城完全復刻,簡直就是一般無二。
至於其他土木、文化、歌賦,乃至於兵法,以及服飾,就更不必說了。
只是借鑑和學習,本質上是不可恥的,歷朝歷代,世間絕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做到全方位無死角的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保持領先,總有不如人的地方。
不過倭人的學習和借鑑的程度比較嚴重,幾乎達到病態的地步,或者說,他們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
這種路徑依賴,是數百上千年的成功經驗逐漸養成的,起初的時候,學了一點,發現管用,於是大喜,繼續學習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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