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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世有一搭沒一搭的與足利義教閒談。

他能看得出來，足利義教表面漫不經心，可實際上內心已經掀起驚濤駭浪。

倭國不如大明，這一點想來足利義教肯定是早有心理準備的。

只是差距已到了一日千里的地步，甚至看著眼前的一切，猶如天國與地獄的區別，這種感覺，怎不教人震撼呢？

此時，足利義教道：“聽聞天朝實行新政二十載，成果斐然，卻不知這新政到底是什麼？”

倭人有一個習慣，那便是效仿，畢竟是貧瘠的島國，因而，從漢朝開始，便瘋狂的與中央王朝派遣人員，而到了隋唐，則達到了高峰。

這種學習，幾乎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譬如對孔孟的完全照搬，文字的全盤接受，再到風俗的各種借鑑，甚至是他們所營造的京都，也與唐朝時洛陽的都城完全復刻，簡直就是一般無二。

至於其他土木、文化、歌賦，乃至於兵法，以及服飾，就更不必說了。

只是借鑑和學習，本質上是不可恥的，歷朝歷代，世間絕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做到全方位無死角的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保持領先，總有不如人的地方。

不過倭人的學習和借鑑的程度比較嚴重，幾乎達到病態的地步，或者說，他們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

這種路徑依賴，是數百上千年的成功經驗逐漸養成的，起初的時候，學了一點，發現管用，於是大喜，繼續學習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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